每一个时代的法权意识形态的一定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先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因而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从而在新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某种独特的作用。

上述规定表明，涉外法治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指引性的概念，而且还与具体的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法治建设一个实实在在的领域。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成为党的十八大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学界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文献。涉外法治概念最早出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三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政策学知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最大的理论亮色。上述讲话精神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所具有的法政策学特点，关注到了法律自身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对于推动法治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完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该书内容，摘自习近平同志自2012年12月4日至2015年2月2日期间的讲话、报告、批示、指示等30多篇重要文献，分8个专题，共计193段论述。

2017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格尔兹主张在个案中进行概括，认为研究者要概括个案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

如果学术发现可以被意料，其创造性就值得质疑。有意获取，是指研究者就某一主题开展专门研究，采取各种方式去积累经验材料。在经验不够饱和时，偏见、想象等就容易填充经验的空白，研究者更易以既有理论认知替代经验现象。事物或现象之间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被记忆在人脑中，使研究者在特定的时候就会产生联想。

研究者可以因情感因素而给予当事人实际帮助，却不应将因此受到干扰的经验现象作为客观经验材料带入理论分析中。构思因此构成理论创造的核心环节。

四是从发展规律及关系上，由一般到特殊、由部分到整体渐进推演，或从特殊到一般、从整体到部分进行推演。经验研究者偶然地获得的经验材料，就是总体和全部。归纳的目的在于发现各种经验规律，演绎的作用在于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只不过这些成果还只是存在于研究者的头脑中。

在研究群体性涉法闹访现象时，本人在论文开篇就直接列举数个上访案例，以之作为后文分析群体性涉法闹访的特征和机制的经验材料。然而，对于相应的外化机制，研究者自己很难讲清，认知科学的研究也较为有限。在高强度的现场讨论中，研究者可以在短时间内深化问题意识，不断清晰对经验现象的认识，理清因果关系机制。我们可以认为，经验呈现是法律经验研究的理论化准备阶段，而理论概括则是理论化的实施阶段，是决定能否有效提炼理论的关键步骤。

在经验研究过程中，通过唤醒或联想机制，这些材料被调用，从而进入理论创造过程。理论构思沿着经验现象—因果关系—事理—法理的路线进行。

法律经验研究需要在宏观理论前提下，从经验进路展开解释，辨析因果关系，探究因果关系链条。二是从现象到本质的渐次深化。

本文及本人之前的一系列文章旨在树立经验研究方法的靶子，深化关于经验研究方法的讨论。沉思有时可能走入死胡同：研究者沉浸在既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无法获得突破。并列式结构方式其实暗含了一种总分关系，因为对中心理论命题的分解，必然需要总论来完成，而对分命题的阐述则属于分论。人们在陈述一件事情时，需要构思。五、理论构思的物化 物化一词借用自文学创作，它指写作者的思维语言向作品的外部语言形式的转化和实现过程。在法律经验研究中，沉思应与讨论相结合。

理论概括过程是建构性的。要从事理中推出法理，就必须将日常生活中的因果机制纳入法律规范和法治过程的视野，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概括。

A、B、C可以是经验现象，也可以是特定现象之下的某种因素，或者是事物的某种特征，还可以是事物、现象之间的某种关联。在经验研究中，物化就是研究者将学术发现和理论构思转化为文字形态并形成作品的过程。

然而，经验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一些明显错误的做法，它们会危害经验呈现的真实性。然而，经验呈现所要求的内蕴真实性与机制分析所要寻找的因果关系规律，都带有规律性和本质性，与法律现象的普遍性、必然性相联系。

因此，理论概括才是经验研究的生命力之所在。学术发现和理论构思是理论创造之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写不出作品，常常是由于研究者的构思还没有完全成熟。只有将研究对象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这种审视才有现实可能性。

（二）理论概括 经验呈现建立在研究者的感受和理解的基础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独创性层次最低的是有新颖性的研究，多是在形式上或者某些次要方面不同于前人的研究。

社会生活和法律实践包罗万象、纷繁复杂、变化无穷，研究者没有必要且不可能将其中的全部事物和现象都纳入经验呈现的范围，选择、截取、概括必不可少。对照式结构方式因为思路明晰、对比鲜明，有利于突出事物或现象的特征，常常在法律经验研究中被研究者采用。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灵感的产生，既可能受到其它看似不太相关信息的触发，也可能没有信息触发。

理论命题的表达形式主要有结构方式和表达手法两个面向。写作的整个过程都需要遣词造句，而最需要语词提炼的是理论命题表述的关键环节。研究者在面对经验材料和理论工具时应当暂时悬置个人偏好，不因个人好恶而有所偏废。经验研究不是纯粹经验的，而是基于研究者的理论偏见。

回忆的前提是有记忆，没有记忆就没有回忆，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也就缺乏基础。法律经验研究的最大优势在于，研究者可以通过田野工作不断返回现场，不断观察、讨论法律现象，甚至与研究对象发生互动，直到探寻到经验自洽性。

无论多么具有独创性的理论，都必须以一定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和内容而被建构起来。此时，研究者必须顺从经验自身的逻辑，丰富、更新或修正理论概括。

在调研和思考过程中，研究者的心思都放在相应的事物和现象上，在某个时刻，研究者可能突然顿悟，发现事物似乎从未被洞悉的特征、现象之间的别具意味的关联。案例分析是否透彻、到位，并不以学术发现为标准，而主要看事实分析和法律适用分析是否准确恰当。